02　乔丹的故事 · 《不存在的鱼》

1906年4月18日清晨，地震袭击旧金山湾区，斯坦福大学也在震区之内。^02-1 上一章那段关于鱼的定义，就出版在这次地震的前一年。

美国作家露露·米勒写过一本关于乔丹的书，书名叫《鱼不存在》。她讲过这次地震里的一件事：乔丹的鱼类收藏遭到破坏，玻璃容器碎裂，标本与标签分离。他随后用针把标签缝到鱼的身上，试图避免名字与标本再次失散。多年以后，正是这个细节，吸引米勒开始追索他的经历。^02-2

一张标本标签上，通常写着一条鱼自己说不出来的事：它叫什么，在哪里、什么时候被采到，由谁采集，在目录里是第几号。玻璃容器一碎，这几行字就可能和鱼对不上了。把标签直接缝在鱼身上，就是把名字和标本的联系固定下来，使它们不再只靠一只瓶子待在一起。上一章说，名称不会自己留在标本身上；在米勒讲的这个故事里，是针线把它留住的。

标本还在，信息却不一定还在。研究者可以重新量它的长度，看它的鳍和鳞；可它是在哪一段河里、哪一年被采到的，以前和哪些标本放在一起比过，从鱼身上看不出来。身体保存了一部分线索，记录保存了另一部分。比如，想知道同一条河的上游和下游，鱼有没有差别，就需要知道每一条标本来自哪一段河。哪怕桌上摆满了鱼，如果来历对不上，也很难可靠地比较两地的差别。

缝上去的标签，用处往往要到以后才显出来。一条鱼在柜子里一放就是很多年，接手的人可能从没见过采集它的人，也无法再问当时发生了什么。标签和与它对应的记录，能让后来的人查到采集地点和日期，找到先前的观察。这样，他就有机会把这条鱼与其他地方、其他年份的标本放在一起比较。

保存记录，也不只是为了让前人的判断原样留下。恰恰因为标本和来历还能对应，后来的人才有机会发现：前人给它安排的位置，可能需要改动。乔丹自己就写过这样的事。

就在地震前一年出版的《鱼类研究指南》中，乔丹比较了不同时期的北美淡水鱼名录。他指出，即使新物种陆续被发现，名录中的物种总数也未必增加：来自中间地区的新标本，有时会把原先看起来分离的种连接起来，使几个名称最终归入同一个种。^02-3

还是拿上游和下游来打个比方。假设早先的人只在两头采到样本，注意到上游的鱼颜色偏深，下游的偏浅，便把它们分成两个种，各起一个名字。后来，中游的新标本显示，颜色可以从深到浅逐渐过渡。这时，研究者就需要重新检查：过去据以划界的差别，究竟是两个种之间的差别，还是同一个种在不同地点的变化？仅凭颜色连得起来，还不能完成这个判断，其他辨认特征和相关材料也得继续比较。

如果进一步比较后，原先分成两个种的依据站不住了，划分才需要调整。于是，别处还在不断发现新种，这里却可能有几个名称被归到同一个种，总数便不一定增加。

这段文字说明，乔丹知道已有的划分会随着材料增加而改变。“来自中间地区”也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附带说明：研究者需要知道，新增标本怎样填进了原来缺少材料的地方。如果来历失散，就会失去比较这些差别的重要依据。缝回标签，是保存这种联系；重新划分物种，则是利用这些联系检查原来的判断。这里讨论的是某些鱼应该分成几个种，与上一章“鱼是否构成完整演化分支”的问题不同，但有一点相通：名称和划分都需要回到相应的材料中核对。

乔丹还参与了大学的建设。1891年，他成为斯坦福大学的首任校长；斯坦福后来回顾他的贡献时，仍承认他在早期办学与教育改革中的作用。^02-1^02-4 这些研究和办学经历，构成了他的声望，也使他能够以一位知名学者和大学领导者的身份发言。

这就带出了上一章没有谈到的一层：一个判断被人接受，除了靠它自己的依据，也会借助说话人已有的信用。走进一个不熟悉的领域，你也许会先看说话的人是谁：他以前说得准不准，同行用不用他的成果，哪些机构把要紧的位置交给他。这些信息不能替你回答眼前的问题，却能帮助你决定，先听谁说，先读哪一本书。

这份信用有实际的用处。一个不熟悉鱼类的读者，不可能为了打开一本书，就先把作者做过的调查全部重做一遍。参考前人的工作，让认识有机会继续积累。

但这种便利也带来一个容易忽略的变化：原先让人信服的是他辨认鱼、研究鱼的工作，后来让人愿意听的，却可能是他对另一个问题的意见。说话的人没有换，谈论的对象已经换了；听者对他的熟悉，可能比对新问题的了解走得更快。第一章里，我检查的是自己的方法在眼前这件事上是否适用；这里要检查的，是一个人换了谈论的对象以后，他的意见有没有相应的依据。两处都要重新核对。

所以，信用可以成为认真听取一种说法的理由，却不能代替这一次的核查。一个人在研究中留下了可靠的工作，可以让我们愿意继续读他的文字；这一次说的是什么对象、用了什么材料、这些材料能支持多大的判断，仍然得另看。声望打开了一道门，门后的工作还得一件件做完。

在鱼类研究和大学工作之外，乔丹也谈人的遗传，谈一个民族的命运。读到这里，我们需要跟着他换一次对象，同时检查：哪些依据能够跟过去，哪些还得重新寻找。

在《民族的血统》1910年版的开篇，他提出一个民族的“血统”决定其历史、历史又决定其“血统”的命题，并说明“血”是遗传的比喻。^02-5 他把一个民族的历史与成员的遗传特征联系起来：一方面，用一代代传下来的特征解释群体的历史；另一方面，又认为历史会影响哪些人留下后代，从而改变后来人群的遗传构成。这已经超出了辨认一条鱼、修订一份名录的问题。它试图解释，一个群体为什么走到了今天的处境。

这样的解释要成立，需要回答许多鱼类名录之外的问题。这里谈的是哪些人、哪些具体特征，凭什么把它们归到“血统”之下？眼前的贫困、疾病或教育缺失，有多少来自遗传，有多少来自生活条件与机会？把一群人称作某一类，并不会自动分清这些原因。即使某种特征可以遗传，能不能据此解释整个群体的处境，替他们的后代划定未来，也需要另外的证据。

乔丹在鱼类研究上的信用，不能替他完成这些判断。而如果还要据此干预别人的生活，问题又向前走了一步：证明一种特征可以遗传，并不等于证明别人有权替当事人决定是否生育。

谁来作决定，当事人是否愿意、能否拒绝，都不能由一个遗传结论代替回答。

乔丹的主张也进入了组织。他担任过美国育种者协会优生学委员会的首任主席，并在1928年成立的人类改良基金会首届理事会中任职。后者推动强制绝育。^02-4 强制绝育，是在违背当事人意愿、或没有获得其真正同意的情况下，通过干预使其失去生育能力。到这里，读者需要留意的已经不只是书中的解释是否站得住。关于人的分类与主张，进入了能够组织资源、推动措施的机构；被谈论的人，也可能成为这些措施实际作用的对象。

把这一章看到的几件事连起来，就能看见一个判断产生影响时可能经过的环节。研究和办学，可以让说话的人取得声望；声望，可以让他对其他问题的意见获得更多注意；组织，又可以把一些主张带进共同推动的工作。这些环节不能替主张补上证据，也不能仅凭它们的先后排列，就认定每一步都由前一步造成。但它们提醒我们：一种说法能够被广泛听见、进入实际行动，与它是否得到了足够证明，是需要分别检查的两件事。

一旦分类被用于决定怎样对待一个人，判断的后果就可能落在他的身体和生活上。后来的人可以修改分类表，也可以撤回原来的解释，却不能因此认定已经造成的后果一并消失。尤其是强制绝育这样的干预，不能靠改一个名称、重写一段论述，就把当事人失去的选择还回去。我们不仅要看判断能不能修正，也要看修正之后，哪些后果仍然留在别人身上。

要追查这些后果，仍然需要具体记录。一个人在这样的组织里任职，就与它推动的工作有了联系。但某一项法律、某一次干预究竟由谁推动，谁作出决定、谁负责实施，还要一件件查清。不能因为他有名望、又在组织里任职，就补出全部的因果；也不能因为尚未查清某次干预的责任，就把已经确认的主张和组织角色一并略过。不同程度的参与，需要相应的材料来判断。

所以，乔丹很难被装进一个简单的形象。按米勒的讲述，地震后把标签缝到鱼身上的是他；在推动强制绝育的组织里任职的也是他。前一件事不会因为后一件而从历史里消失，后一件也不会因为前一件而变得正当。保存标本的贡献，要看它留下了什么；优生学主张与组织活动，则要看它们说了什么、推动了什么。两件都留下，各自检查，才能接着问：他在不同的工作里，究竟是怎样作判断的。

这个问题，先不急着用性格来回答。我们已经看到，在鱼类研究里，他承认新材料会改变物种的划分；我们也看到，他对人的一些主张进入了推动社会干预的组织。这些判断各自依据什么，能够由谁检查，又怎样与实际行动发生联系，需要到他的具体文字和当时的记录里去找。第十章会再回到乔丹。

在那之前，另一个难题已经摆在眼前：一个人投入了大量工作，留下真实的研究成果，同时又提出了关于人群遗传与命运的解释，参与了推动伤害性措施的组织。我们该怎样处理这些连在一起的部分？用一句“整个秩序都被推翻了”打发掉，很容易把该保留的材料、该修正的解释、该追查的行动混在一起。要继续判断，就得先弄清眼前究竟在判断什么。下一章，我们从这里开始。

出处

[02-1]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the 1906 Earthquake, “Timeline of Events”。用于1891年就任首任校长、1906年4月18日地震日期。　原文
[02-2] Lulu Miller 接受 Living on Earth 采访，2024年8月2日，“Why Fish Don’t Exist”。缝标签情节明确作为米勒的叙述引入，未将采访当作1906年的现场记录；不补写震后几分钟抵达、动作顺序或心理独白。　原文
[02-3] David Starr Jordan, A Guide to the Study of Fishes, Vol. I, 1905，论北美淡水鱼名录的段落。原文可用“Additional specimens from intervening localities”定位；描述新标本使原先划分的物种合并。　原文
[02-4] Stanford Community Engagement, “Renaming Jordan Hall”。用于教育与机构建设贡献、优生学委员会和人类改良基金会任职。　原文
[02-5] David Starr Jordan, The Blood of the Nation, Boston: American Unitarian Association, 1910，印刷页码7—10。此处采用已核读的1910年版，不混同早期版本的出版时间和措辞。原文仅证明乔丹的主张，不为该主张的科学有效性背书。　原文